装逼是一种古老且神秘的传统艺能，它并不是成功者的专利，它在人群中如此普遍，几乎可以用司空见惯、源远流长来形容。

　　它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社交语言：每个人通过侧重点不同的诉求，给自己的身份作出定义，不断提醒着别人：这就是我！别忘了我是谁！

　　作为成年人之间用以显示和提高身份的游戏，装逼依赖于一套约定俗成的“身份识别系统”。按照这种约定行事，除了享受到他人的尊重之外，还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与机会。

　　这就注定了，这场为身份与地位高下而展开的战争，永远不会停止。装逼在现实生活中如此普遍，超越了性别、年龄、收入、文化、职务、出身等各方面的界限，几乎成了每个人的本能——人格DNA的组成部分。有权有势者是这样，向上攀爬者是这样，寻常百姓也是这样。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小心翼翼地、处心积虑地装着逼。区别仅仅是：

　　一提到装逼，很多人会说：“这不是虚伪、虚荣吗？”“这是恶习！”装逼似乎成了一个贬义词，是一种zz错误。但事实上，人们对许多装逼行为不但不反感，反而欣赏有加，甚至怀着强烈的期待。比如对明星的大排场，粉丝们就如痴如醉，而相反，那些朴实无华的艺术家却门庭冷落；对聚会上碰到的某位光彩夺目、一身名牌的陌生人，人们立马会刮目相看，兴趣大增；对某位性情和善、与群众打成一片的领导，下属们在高兴之余，却会生出些“没有魄力”的遗憾。这样的矛盾还表现在，人们对他人的装逼表现出一脸的鄙夷，但只要自己有条件，几乎都会争先恐后地身体力行——当然他们不会承认（或者暂时忘记了）自己的行为就是装逼。这是一种诡异的现象，它在现实生活中如此普遍。对于这种现象，简单地以“虚伪、虚荣”来概括是不准确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坦然面对，正视它的存在，然后试着搞清楚它，并合理的、最大化的去利用它。

　　我们通常会认为，王健林、马云这类人，他们几乎已经拥有了一切，不再需要刻意去装了吧？难道不是只有那些仍然处于进取、爬升阶段的人，才需要绞尽脑汁的装逼以获得社会认同感吗？

　　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些人未必不需要装逼。虽然他们不再需要向别人展示自己的财富和名声，但仍然有维护自己领袖地位、显示自己的智慧与道德的需要，仍然希望社会给自己一个好评。

　　更重要的是，即使他们自己不需要再装模作样了，但他们的助手和下属们绝不愿让自己的老板失了身份、低了价码。不够级别的人、不够分量的场合，是绝对不能让老板出面的。每一次露面的内容与形式，无不经过了精心的准备。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也绝对不敢随便租个便宜的写字楼。否则，银行、媒体和合作伙伴都会问，他这阵子是不是资金紧张了？是不是外强中干了？

　　有人会说，摆谱是有钱有势者的专利，普通老百姓没必要花那心思，也玩不起。真是这样吗？走在大街小巷，装逼的气息几乎铺天盖地扑面而来：

　　西方的人力资源管理教材有一个著名的“二八原则”。它要求企业在招聘员工时，负责面试的主管说线％或以上的时间让应聘者叙说。在面试场合，说话是一种自我推销，说话越多，表明你越有求于对方，而且出错的可能性越大。少说话，使企业对应聘者保持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我才是考核者，我掌握着选择权”。应聘者不知底细，会少一些漫不经心和漫天要价。

　　重要的人物总是在别人到齐、万事俱备之后，才最后一个来到现场，接受他人的敬礼和注目，这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在电视上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王室人物出现在公开场合，向来要迟到一会儿以示庄重；日本内阁开会，首相也总是在其他内阁成员都坐好之后，才从隔壁的休息室走进来。

　　所谓“外交无小事”，这更是直接关系到国格、民族地位、国际观瞻，每一个小小的动作都不能马虎。

　　1807年，不可一世的拿破仑皇帝征服了整个普鲁士。他安排了一次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会晤。如何使双方能坐在一起而又都不失身份，法国皇帝动了不少脑筋。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在普鲁士涅曼河的中心航线上安排了一条船，船上造了两间一样的房子，两间房门朝向两边的河岸。按照约定，两位君主在同一时间到达自己一方的河岸，然后同时上船。这样，在形式上，双方都不会感到是自己拜见对方。

　　大部分装逼者，都是意在他人对自己作出一定的身份判断后给与相应的对待，除了在态度上尊重自己之外，还能给自己带来更好的名声、更多的信任、更多的机会，甚至支付更高的价格。

　　比尔盖茨多次对人说，与其说他有钱，还不如说他是“软件产业的卓越开拓者与领导者”更让他感到高兴。退出微软管理层后的这些年，他津津乐道的是如何以自己的财富帮助更多的人。

　　李嘉诚虽然不承认自己是“超人”，但面对华人企业家们的顶礼膜拜，他仍然非常乐意传播自己有关诚信、分享的商业理念，非常乐意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简朴生活，非常乐意展示一个成功企业家对社会的责任。

　　在年轻一代作家中，韩寒的清高是出了名的。他的博客上有一则醒目的公告：“不参加研讨会、交流会、笔会，不签售，不讲座，不剪彩，不出席时尚聚会，不参加颁奖典礼，不参加演出，接受少量专访，原则上不接受当面采访，不写约稿，不写剧本，不演电视剧，不给别人写序。”他还曾对记者透露，“经常会有人说，给你10万元只要走一下红地毯，有一些商品发布也可以有十几二十万的。我光一年推掉的这些都得有二三百万元。”这种拒绝式的告白给人一种强烈印象：这是一个淡泊名利、有傲气、有坚持的年轻人，与其他名人不一样。

　　不过，后来韩寒还是坦承：“不出席所有颁奖、不去各种上流场合其实是另外一种虚荣，并不是淡泊。”“我是一个虚荣的人，有时候甚至还虚伪，由于我得到的越来越多，所以也可以假装越来越不虚荣，因为有了一些真荣。但我的内心还是虚荣的。”

　　事实上，从2010年开始，韩寒就接连担任了华硕电脑、帝王威士忌、雀巢咖啡等品牌的代言人，光代言凡客诚品一项，据说进账就达七位数；他也并非一概不接受媒体的采访，对有影响力的媒体，他还是很愿意配合的。他的拒绝并非真正的拒绝，只不过比一般人条件高一点而已。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出席这样那样的公开活动，只是韩寒经营自我的一种方式。

　　怕他人怀疑，怕受到忽视，怕别人健忘，这些恐惧的背后，体现了人们对自己的身份、地位的深刻焦虑。装逼行为既出于一种主动的欲求，也出于被动的担忧。

　　1894年（甲午年）农历十月，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从这年年初开始，清政府就开始仿旧制筹备庆典。年中，日本趁机发动甲午海战。朝中部分官员纷纷上书，呼吁停止修缮颐和园，将祝寿经费移作军费。慈禧闻之大怒，坚持按原来的计划办事。对这段历史，现在很多人感到很痛惜，认为这是一个女人贪图虚荣、鼠目寸光的表现。其实，慈禧把持朝政几十年，天下都是她的，不至于这么在乎一次寿礼；而且慈禧精明过人，不会不知道战事胜败的重要性。她有另外的一番心机。在前几年播出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一段慈禧训斥大臣的话：

　　“知道的人说我该享享福了，不知道的人骂我穷奢极欲，谁个又知道，我这也是为江山社稷的一片苦心。寻常老百姓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办得风光热闹，左邻右舍就会说这个老太太好福气、有面子，这户人家在这一带就做得起人。百姓如此，国家更是如此，要是连我的生日都过寒酸了，不但我的面子没地方搁，连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搁，还怎能体现大清国海晏河清、国泰民安？同治中兴以来的兴旺气象都跑到哪儿去啦？这样一来，不但洋人瞧不起，连老百姓也瞧不起。洋人瞧不起你，他就欺负你；老百姓瞧不起你，他就不服你。这样就会出事，祖宗的基业就会毁于一旦！”

　　可惜的是，日本人硬是不“配合”，抓住这个时机发动战争——据后来的史料披露，日本之所以选择在这年年中发动战事，就是算准了“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慈禧自恃有花费巨资打造的北洋海军，对军事实力的对比认识不够，最后北洋海军不堪一击，让她的精明算盘没有打成。

　　嗯，为虚名而装逼、为实利而装逼、因迫不得已而装逼，世间之人各怀鬼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都不容易，只要你想装逼，高低都是能找到理由的。

　　另外，一定不要掉进“装逼是一种见不得人的阴谋”的误区中。其实，装逼不一定是“零和博弈”，不一定非要建立在此消彼长的基础之上，而却很有可能是一种双赢，这种情况下，你不装逼，反而会造成各方都讨不到便宜的后果。

　　因为你没有装逼，所以对方会因为信息缺失而误判了你的实力；因为对你的实力有误判，所以才做出了错误的决策；因为这个决策是错误的，所以双方就会两败俱伤，双输。

　　1996年，冯仑打电话给王石，说有点事想找他咨询。王石主动从深圳飞到北京。两个人在京城企业家俱乐部见了面。冯仑说：“万通买了低压开关设备厂的土地，策划建包括高档写字楼、大型商场、公寓住宅的综合高级商务区，想听听你的建议。”说完，哗啦哗啦将规划图纸在桌面上摊开，上面规划了十几栋高层项目。

　　冯仑告诉他，万通正在同日本三井不动产谈合作开发：“韩国三星还在后面等着呢。”“噢，那就另当别论了。”

　　没过几个月，冯仑告诉王石，鉴于中国内地房地产的形势，外国财团放慢了谈判节奏，“实际上，项目搁置在那儿，赚的钱都压在土地上了。当时听你的意见就不会这么被动了”。

　　王石一本正经地说：“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的意见吗？因为是免费的，所以不珍惜。以后再咨询类似的问题，我得先收100万元，一个月之后才回答，当然会有一本厚厚的分析图表做依据，告诉你，那个项目太大了，市场前景也不明朗，得放弃了，这样你就会重视了。”

　　和交际语言一样，装逼这套身份识别系统是约定俗成的，在每一个时期，总是存在着群体普遍认同的标准。这些标准一旦形成，就具有较大的刚性，每个人只能依照大家共同认可的这套识别系统，选择相应的手段去传递自己希望传递的身份信息。

　　这套身份识别系统对人与人之间的有序交往是有帮助的。由于被大家普遍认可，装逼者用它来进行自我身份的说明与定位，旁观者用它来识别对方身份，因而具有提高沟通效率、减少人际摩擦的功能。

　　在动物世界，雄性动物为争夺在群体中的领导权与交配权，常常要展开激烈的搏斗，即使胜者也常常伤痕累累。于是，动物之间发展出了一种替代机制：炫耀武力。

　　这些行为，都是明显不过的炫耀装逼，即使双方展开战斗，往往也是象征性、试探性的，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或者两败俱伤。人类的许多装逼行为也与动物无异，向外释放出的信息，可以有效地降低甄别的成本，减少交往中的错位、低效与冲突：你装，大家都各司其职一团和气；你不装，反倒可能弄得一地鸡毛。

　　关于一些可以装逼的领域，并不难猜：财富、权力、人脉、名声、知识/才能、道德、出身、品味、可选择性（受欢迎程度）、意志力（信心/决心等）。

　　花钱，这是一种最古老、最通用、最简单粗暴的装逼方式，能给人以最直击灵魂的震撼，效果显著。

　　著名小报《世界新闻报》以7个版的篇幅，公开英格兰队主教练埃里克森与他人的私密谈话，并挖苦他“身在曹营心在汉”。

　　这些私密谈话从哪里来的呢？原来，这家报社派了两名记者假扮成阿联酋富豪，引诱埃里克森离开英格兰队去阿联酋的一家俱乐部执教。两人与埃里克森在迪拜的一家高档海鲜餐厅会面，为了显示身份，他们叫了一瓶极品香槟。埃里克森很痛快地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不过表示要等世界杯结束后，并要求年薪至少500万英镑。埃里克森还建议假扮的阿联酋富商购买英超球队，说只要自己一句话，就可以把贝克汉姆和欧文罗致帐下。报道公开后，在英国球迷中引起了轩然。

　　执教多年的埃里克森可谓见多识广，但一瓶极品香槟就蒙住了他的眼睛，让他对这两位所谓阿联酋富豪的身份深信不疑。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只能说这家报社把戏演得太逼真。不是钱多得没处花的主儿，谁敢跑到高档海鲜餐厅开这么贵的香槟？

　　不同的着装风格昭示了人的不同身份。比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长衫是知识分子的身份标签，虽然他的长衫又破又脏，但毕竟不同于体力劳动者的短衫；数十年前，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斗篷与披风都是权势人物、富家小姐共同的身份标志（这一点非常类似于动物张大身躯，以表明自己的强大），如今缩小成了风衣，仍多少具有这方面的功能。

　　1948年4月底，南京政府选举正副总统，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执意竞选，并当选为副总统。李宗仁请示蒋介石，就职典礼上穿什么服装？蒋介石说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急忙找上海有名的西装店赶制了一套硬领燕尾服。典礼前夕，李宗仁忽然接到蒋介石手谕，典礼改着常用军服。可是在5月20日举行的正副总统就职典礼上，蒋介石并未穿军服，而是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样子，着一身长袍马褂。身着军服的副总统站在蒋介石身边，活像他的侍卫官。在文武百官和外宾面前，李宗仁很是尴尬。

　　这是着装风格方面的一个著名案例。蒋介石通过服装的选择，有意让李宗仁难堪，以惩罚他不听劝阻执意参选。这就是衣着风格的力量。

　　造型设计厚实、稳重、传统。楼层不能太高，结构向横向发展，材料以石材为主，外立面色彩灰暗沉着；

　　视野要开阔，进出的道路要宽敞，周围环境要安静，没有（或只有少许）商业门面；

　　建筑物前有阻隔或遮蔽，遮蔽物可以是绿化植物，可以是水体，也可以是围墙，可以是假山，可以是屏风……总之，不能让人一览无余，感到轻易就可以靠近。

　　以上这些元素，就是当今的“衙门”气派，彰显出ZF的权力与威严，向每一个参观者、来访者强烈宣示着权力的存在。

　　商业企业由于希望传达给外界的信号与政府机关有所不同，在办公场所的选择上与后者存在着诸多差异。为了吸引外界的更多注意，赢得羡慕与尊重，商业企业一般倾向于在中心地段的高档写字楼内拥有大面积的办公区，有财力的还会尽量建设独立的办公楼。这些气派的办公场所，是企业实力外在化的、可以触摸的证明。

　　公元1405年至1433年，郑和受明成祖朱棣派遣，七次率领庞大的船队出使西洋。据史料记载，每次下西洋的船只数量都有200多艘，其中大型的“宝船”有40～60艘，每次的人数在27000人以上。如此庞大的规模与气势，即使在当今世界也是十分罕见的。郑和下西洋既不是为了殖民，对外贸易的成分也不高，那如此兴师动众是为了啥？历史学家们争来争去，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为了“远播威名”，让东南亚、南亚及西亚地区诸多蛮夷小国见识大明的盛大国威，维护以为核心、四夷宾服的朝贡体系。有论者认为，这是为了提高明朝的国际威望而进行的一场代价高昂的政治。

　　而今天，国家展示国力的主要方式，已经演变为阅兵仪式、军事演习以及太空飞行这类的竞赛。

　　对于个人也是一样，婚丧嫁娶等典礼活动无不是如此。这些活动大多数人是乐得前来捧场、分享荣耀的，但是，作为受邀者，你是否明了这一邀请背后的含义以及自己此行的责任？

　　表面上，主人给你的理由是亲朋团聚、感谢支持，但他之所以不辞辛劳、不惜破费，还希望你扮演三个角色：

　　也就是说，在这场生活的戏剧中，你既是演员，又是观众，还是广告员。既要被别人所看，又要看其他的人和物，还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与各种个人化的高消费相比，庆典因为有一个堂而皇之的名目，又有众多宾客分享，所以要显得名正言顺得多。人们的注意力被高尚的庆祝主题所吸引，往往忽略了其中蕴含的炫耀性动机。

　　《水浒传》和金庸的笔下，每一个英雄好汉都有一个“绰号”。现代社会，一个成功的、有影响的人士，也少不了各种各样的称号。

　　一是正式性的，由某一组织正式授予，形诸文字，有据可查；二是非正式的，在圈内人、朋友中口头流传，或者出自媒体上的某篇文章，但并没有正式的组织授予。

　　不管是哪一种途径，有心人都会积极地参与到称号的生产和传播之中，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

　　对于正式称号，参与的方式主要是积极配合，并尽可能地施加影响。由官方或准官方机构评比的非收费性评奖，如“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杰出青年”“最佳演员”等称号，名称是固定的，公信力比较高，大可以拿出来说事。

　　而更多的收费性评选与奖项，名称、排名次序都是可以事先“沟通”的，比如名目繁多的“十大”“十佳”“最佳”“最具×××”等。每年由媒体、各类协会、中介公司举办的评奖五花八门，奖项丰富，有的几乎成为专业的“称号工厂”和“荣誉供应商”，只要愿意花钱出力，大都可以拿回一个对你最有用的名号。

　　有人怀疑说，这些称号已经泛滥成灾，能起到什么作用吗？事实上，各方人士照样趋之若鹜。有一个牌子、证书撑门面，总比什么都没有强，至少说明得到了同行的关注。成功人士在其成长过程中，多数也离不开这样的东西。

　　怎么获得这些响当当的名头呢？除了施加影响外，还需要你主动地“制造”。这是一个具有丰富想象空间和操作空间的领域。在传统的熟人社会，相互认识的人在一起扎堆聊天，对身边人物评头论足，绰号就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但在当今社会，人们各自行色匆匆，忙着自己的营生，绰号不再有产生的时间和空间。实际上，很多美好的称号都是先由当事人自己炮制出来，然后由朋友“捧场”、媒体记者跟风传播。在新闻发布会上和专访中，记者们大都会收到所谓“通稿”和“背景资料”，文中包含了外界对当事人的某种美好称号（只是没有最先的出处，也难以查实），记者们依葫芦画瓢在文中引述，“以讹传讹”，这一称号不断被传播，最后“众口铄金”，几成事实。比如：

　　相声演员郭德纲在未出名之前和出名之初，对接触到的记者每每自称为“非著名相声演员”，既别出心裁又蕴含自负，记者们当然乐得引用，很快，人们都知道这个“非著名相声演员”了。

　　王力对外公布的身份是：著名决策咨询专家、另类思维学者、中国智业创始人、社会誉称“公关第一人”。这样的称号，最初出现在他的著作《恩波智业》中。

　　娱乐界也不例外。港台娱乐圈对当红的清纯女星有一个封号——“玉女派掌门人”。继林青霞之后，被冠以这一称号的有周慧敏、杨采妮、梁咏琪、张柏芝、陈德容、林韦君、许慧欣、林心如、王心凌……后来内地娱乐圈也引进了这一称号，于是，徐静蕾、董洁、刘亦菲、韩雪等人也被冠以“玉女派掌门人”称号。这些人中，有的知名度并不高，形象气质也难以达到掌门人的要求。掌门人封号是哪里来的呢？经纪公司自封的！当然，也少不了对媒体费尽心机的引导。不管是否名副其实，只要有了这个说法，就足以让身价提高一大截。

　　除此之外，也有那种集群式、类比式——将多人排在一起，那么其可信度将显得更高，也更便于记忆。比如：

　　美国首都华盛顿被誉为“自由之都”，而当地居民则称其为“身份之都”。华盛顿人显示身份的方式不光是西服革履、保守的发型、锃亮的皮鞋，还有各种身份证件。在国会、白宫、五角大楼等政府机构，人们的工作证件各不相同，连出席私人听证会、参观博物馆、召开新闻发布会也有不同的证件，有的只是简单的门卡，有的则是徽章。上班时受一下证件的束缚情有可原，下班后该可以解脱了吧？不！典型的华盛顿人总是戴着，特别是那些在权力机构工作的人。白宫办公厅曾专门为此制定过一项规定，要求下班后不可以佩戴证件，但没人理会。

　　显然，那些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希望大家都知道，这家伙是有来头的。特别是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们连向餐厅服务员展示的机会都不愿放过。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是让他们嫉妒，或许还能享受到格外的尊重与优待。

　　在中国，通过特定符号表明身份的做法更加普遍，而且常常是向观看者暗示与权力的某种关系。

　　这些信号无不提醒着眼前的观众与听众，这家公司、这个老板是有背景的，不会轻易垮掉，你也不要找他的麻烦。

　　困扰中国各大足球俱乐部的一大难题，是所谓“要看球拿赠票，要买票不看球”现象。这样，一场球赛的上座率看似不错，但是自己掏钱买票的没有几个。上海申花足球队的老总吴冀南曾诉苦说：“有的人打车来取球票，来回的打车钱都比球票价格高，这就充分说明他并不是在乎这点钱。”其中的道理是，“如果球票是通过关系要来的，这就说明自己的门路大、关系广，在朋友中就比较吃香。”

　　让别人来找你、请你、求你，是装逼者显示其地位的经常性姿态。你主动找对方，还是让对方找你，体现出的是对双方关系的定位。

　　1927年8月、1931年12月、1949年1月，蒋介石三度在压力下“下野”。每次“下野”后他并不待在南京，而是回到他在浙江奉化溪口镇的老家。由于内部矛盾加剧，各路军政要员不辞辛苦、络绎不绝地赶到溪口，聆听他的指示。偏僻的溪口镇变得车水马龙。这种场面，使蒋介石的权威与魅力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蒋以这种独特方式，变相地向反对他的人。各方看在眼里，心知肚明。时隔不久，蒋就在各方请求下复职。

　　“自吹自擂”重在展示优势资源，尽量不自己给自己下结论。不过，如果忍不住要自己给自己下结论，那就干脆“大吹特吹”，抛出豪言壮语，达到让人振聋发聩、不得不在意的效果。19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他所著的《乌合之众》一书中说，结论越是专断，语气越是肯定，对公众的影响力越大。根据他的观察，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是说服群众的不二法门。

　　某位策划高手回忆了他当初聆听前辈大师们授课时的感受——“在授课过程中，大师们在给学员奉献智慧大餐的同时，较多地表现了他们自己的雄才大略。比如‘我一句话挽救了那家企业’‘我一个创意让市场占有率提高了两倍’“我的言行代表中国的咨询业”“我的案例丰富了中国MBA教材内容”之类的话。在谈到策划业对社会的贡献时，××先生讲道：‘策划业是一个制造富翁的工厂，你们学员今后若一年赚不到几百万，我这个当老师的脸上就无光！’”

　　如果把直白的自吹自擂变换一下说法，新颖一点，巧妙一点，幽默一点，将能更好地让人感受到你的强势。下面是一些著名的豪言：

　　“即使将我剥光衣服一文不名地丢到沙漠里，只要有一个商队经过，我也可以很快变成亿万富翁。”——老洛克菲勒（比尔·盖茨在少年时非常欣赏这句话）。

　　“我30多年没有读书了。不读，不是懒得读，更不是没有书值得读，而是刻意不读。我的实践学术生涯是从不再读书的30多年前开始的。”——经济学家张五常。

　　“再不修改报道方向，你们上市就把你们买下来！”——鸿海企业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曾经用半戏谑口吻点名台湾某家报纸。

　　“我是最好的人选。懂技术、懂市场，有软件和互联网公司的经验，在国际大公司微软做过，又在中国大公司工作过，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还能找出第二个吗？”——唐骏对媒体透露，Google公司曾邀请他担任中国区总裁，但被他拒绝。

　　现任联想集团CEO的杨元庆本是一介书生，中国科技大学的计算机硕士，性情直爽，一激动起来容易结巴。加入联想后干的是销售，凭着一股子真诚和厚道打动了不少客户，销售业绩相当不错。柳传志喜爱他，在杨元庆37岁时就让他接掌联想的大权。

　　但老柳对他的公众形象不放心，担心他作为公司老总气场不够，暗地里指示对他进行特别的训练和包装，并特别强调“要提高元庆的口才，起码要达到郭为（柳传志的另一爱将）的水平”。为此，联想品牌沟通部先后导入奥美公关、蓝色光标公关顾问公司，在进行公司品牌建设的同时，一个秘而不宣的使命就是“包装”杨元庆。

　　顾问公司为杨元庆开设了专门的卡耐基课程培训，内容包括如何当众讲话、人际交往、职场礼仪、领导力等。为帮助杨元庆克服口吃的毛病，顾问公司提醒他：新闻发布会上语速要慢，手势要少，多看准备的稿子，少自己发挥——因为一自由发挥，口吃的毛病就容易犯。着装训练则由联想集团最洋气的副总马雪征担任。马雪征常年在香港，着装非常时髦讲究。早期杨元庆去香港，都由马雪征亲自带着他去中环SOGO，挑选合体的西服。联想每年的业绩发布会在香港召开，杨元庆陪着老柳去见投资人，他的西服、领带、皮鞋、手表都有专人配置。

　　2005年联想集团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确立了国际化的发展战略。杨元庆出任公司董事长，长驻纽约办公，着装标准更上了一个档次。虽然他未改变深色调西服的风格，但为了与国际商业领袖的穿衣特点相统一，采取了西服后开气的剪裁方式。

　　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多年的打磨，昔日那个略带腼腆的青涩少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成熟、稳重，举手投足间洋溢着自信与涵养的知名公司的掌舵人。今天，即便是与国际大公司的老板们一起坐而论道，杨元庆的派头也不居人下。

　　20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以火箭般的速度登上了德国权力的顶峰。他的法宝之一，就是富有蛊惑力的演讲和救世主般的举止神态。他展现给公众的有力的手势、坚毅的神情、铿锵的语调，以及不容置辩、舍我其谁的口气，强烈震撼了德国的普通民众和上层精英，让处于经济衰退中的德国人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人们说，这才像一个帝国的元首，举国上下狂热地崇拜他，以至于有人见到他时，像“触了电一样浑身颤抖”。

　　他走路总是步伐稳健，从容不迫。当他走向欢迎的人群时，他的步伐近乎是庄严的；

　　他在演讲前一定要沉默很长的时间，一直等到群众由闹到静，他才在惯用的低沉语调中开始演说……

　　先是很低很低的声音，全场的人连呼吸都可听见时，突然抬起头，挺直胸，瞪圆眼珠，有节奏地将每一个煽动性的词语呐喊出来；

　　他喜欢挥舞拳头，用拳头砸向掌心，或是用手指指向前方，或是将握紧的手掌伸开；

　　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目光坚定，常常放射出审视的目光。讲话时既能释放出热情，又能表达愤怒、冷淡和蔑视……

　　这些动作、表情、语调，都是典型的领导者与强力人物的标志，释放出有关力量、权威、信心的强烈信号。

　　其实，早年的希特勒是个腼腆、沉默的人，在政治运动中经常手足无措，被上司评论为缺乏组织才能、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后来人们所知的这些做派，都是他长时间严格训练的结果。他在纳粹党内崛起时，就已经开始在私下里练习他那著名的手势。希特勒上台后，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特地将歌剧演员保罗请来，作为希特勒的形象教练。他们预先把希特勒的各种手势拍下照来，选择出那些能够加强他高高在上的领袖形象的动作。保罗对希特勒在公开场所的一举一动，包括如何走下汽车、如何与人握手、如何步入会场，以及在大小型庆祝活动中的问候方式等，都作了精心的安排。在参加重大演讲前，保罗和希特勒都要预先排练，有时直到深夜。

　　意志力也是装逼的一种特殊手段，表现为强烈的自信心、过人的胆量和坚持到底的决心。它不一定让人羡慕和尊敬，但肯定会使对手担忧。通过对意志力的刻意彰显，强势者将继续为自己加分，弱势者则能获得一定的力量平衡。

　　意志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力量，任何人都难以剥夺，只要你愿意拥有，它就存在。这也是弱者最后的武器。俗话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如果你摆出一副不管不顾、“吾与汝俱亡”的架势，愿意付出全部的时间、精力乃至生命，多数对手会望而却步、知难而退——当然，如果双方同样强硬，也可能带来针锋相对、两败俱伤的结局。

　　彰显意志力最典型的人群是刑事犯人、黑帮成员和暴力分子。很多犯人从监狱里出来后，不是躲起来不见人，也不是想办法掩盖自己的牢狱经历，相反，他们趾高气扬地四处声张：“老子牢都坐过了，还怕什么？”他用这种方式提醒周边的人：“别惹我，我什么都不在乎，逼急了我什么都干得出来！”黑帮成员和暴力分子则会采用残忍的打击与报复手段来表明自己的决心，逞强斗狠，无所不用其极——极端的时候是对自己施暴，比如用刀在自己身上划出血痕、剁掉自己一根手指。人们往往只是意识到他们性格凶残，却不知道这种行为一半是做给别人看的，目的是让别人心生畏惧。他们并非管不住自己意气用事，而是有意图、有目的地放纵自己。

　　那些出书的人请他人为自己写序，就是一种典型的利用他人来烘托自己的装逼行为。再比如：

　　自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节目开始，人们经常在电视台的各类选秀节目和明星演唱会上，看到台下发烧友们群情激昂的特写镜头——有的欣喜若狂，有的如痴如醉，有的痛哭流涕。这种气氛很容易感染台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人们觉得，“哇，这个节目的效果真是好，表演者的人气真是旺”，因而也跟着进入了痴迷状态。

　　其实，这些表现狂热的发烧友很多是由主办单位或选手自己请来的，一部分属于“职业粉丝”。根据粉丝的不同表现，主办单位或经纪公司会为他们开出不同的价码：泪流满面的100元，尖叫的50元，喉咙嘶哑50元；如果选手晋级，再加奖金。有人专门做起了职业粉丝的“幕后组织者”工作，只要选手、主办方愿意出钱，便可以提供现场举海报、高声呐喊，以及在网上发帖子等专业粉丝服务。

　　王志纲工作室的员工，都经过了如何包装老板的训练。如果你在某个展会上碰到王志纲工作室的员工，问“王总”今天来不来，最近在忙些什么，对方的回答一定是“王老师”如何如何，你也只好改口称“王老师”了。曾有人在深圳碰到王志纲的助手，说很想找王老师，但找不到人。助手说：“王老师满世界做项目，行踪不定，神龙见首不见尾，所以不好找。”

　　2007年8月，复旦大学教授、自称“关门弟子”的钱文忠进入季羡林先生的病房，突然跪倒在地，给季羡林连磕三个响头。这一场景，被尾随而至的摄像机拍摄下来。画面后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起了人们的热议。赞成者说，钱文忠的举动弘扬了尊师重道的传统；反对者说，现在提倡的是师生人格平等，磕头下跪这一套早就不时兴了；还有人说，钱文忠要下跪是他的自由，干卿何事？

　　确实，钱教授跪拜，季先生受拜，看似与旁人无关。但是，人们感兴趣的是，钱教授为什么要公开地在摄像机镜头前重温这种看似“封建”的拜师礼仪？季羡林先生更早的学生、现在中国社科院供职的葛维钧“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此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他希望在公众面前进一步强调自己与季羡林先生的‘密切’关系，而倘若可能，最好借强大的视觉冲击，把这样的关系定格下来”，“意在暗示衣钵授受，学术传承”，起到“收名定价”之功效。

　　对个人背景——家世、出生地、早期生活、求学经历、师承、工作资历等的看重与骄傲，是人际交往的一个奇特现象。人们总是对那些有显赫背景与资历的人另眼相看，给予更多的尊敬、信任，提供更好的条件与机会。这正是钱文忠总是强调自己是季羡林弟子的原因。

　　类似的信息无不在提醒着他人：我“出身名门”，我是“有来头”“有资历”的人，应该受到重视与优待。

　　潘石屹虽然一再说小时候家境贫寒，但还是清楚记得“爷爷当年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军官”；

　　足球运动员谢晖“拥有八分之一英国血统”，因为他的曾祖父娶了一位英国护士……

　　歌坛怪才雪村刚出道时，其貌不扬，性格乖张，走的又是平民路线，很多人对他并不看好，以为是哪个山包里冒出来的愣小子。雪村适时地透露他是文艺界某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之子，又坚决不肯说出其父亲的名字。不过大家很快知道了他父亲是谁，雪村也很快被圈内人所接受。

　　唐骏就任盛大网络、新华都总裁后，念念不忘的是他在微软的十年工作经历，以及比尔·盖茨对他的嘉奖，演讲时常讲他在日本、美国留学和创业的经历，名片上醒目地打着微软“终身荣誉总裁”的头衔；

　　张朝阳一再声称自己是互联网启蒙大师、《数字化生存》一书的作者尼葛罗庞帝的门生；

　　随着企业间竞争的加剧，中高级管理者、技术人才经常会遇到猎头公司的“挖角”，邀请他加入某个企业。遇到这种情况，自信心良好、经验丰富的高层经理人在开始时大都会一口回绝，以此表明自己事业稳定，在公司里受到重视，或者对公司非常忠诚。我们看两个例子：

　　2003年8月，陈永正从摩托罗拉全球副总裁、中国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上“跳槽”到微软，也是微软委托猎头公司操作的。据陈永正事后陈述，一开始接到猎头公司的电话，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猎头公司找我的。问我愿不愿意和微软高层接触，我说没必要。他们说愿不愿意和比尔·盖茨、史蒂夫·鲍尔默见一见，听听他们对中国有什么想法，一听，我觉得他们对中国还是很诚恳的。”于是，陈永正趁着到美国度假的机会，去了微软总部。

　　2005年7月，原UT斯达康中国公司总裁周韶宁正在美国加州奔走，希望组建个人的投资公司。他接到了一家猎头公司的电话，邀请他加盟Google公司。周韶宁一口回绝：“我根本没有兴趣，我不会去这家公司的！”不过，在猎头公司几番沟通之后，周最终在北京同5名来自Google总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第一次沟通，并很快成为Google中国区的联席总裁之一。

　　对那些猎头公司的从业人员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被这些“牛人”拒绝，并作好了多次被拒绝、多次“骚扰”的准备。他们知道经理人是不会为此真正生气的（只会暗暗高兴），相反，如果对方没有拒绝，他们反而会产生疑问：“这个人是不是没那么优秀，信心没那么强？”“是不是他的事业不顺？我们可不可以降低一下给他的条件？”

　　从经理人（求职者）的角度看，拒绝是一种充满危险的游戏。如果你沉得住气，不达目的决不松口，那有可能为自己卖出一个最高价；但也有可能使对方知难而退甚至恼羞成怒，双方一拍两散。不过，幸亏猎头公司通晓个中秘密，才使得游戏能够继续玩下去（另外的一个原因是，不管经理人怎样拒绝，伤害的都不是猎头公司的面子）。

　　农民在人们眼中是典型的，但也不尽然，陕西农民周正龙就是一个心理素质超好、敢于向强势者讲规矩的代表。2008年，随着华南虎照的关注度不断升高，周正龙的名气越来越响。他请了自己的律师，并和国内知名的网站打起了官司。数不清的媒体到来，他并不犯怵，还对等着的记者说：“你们不要急，我一家一家接受采访。”中央电视台的一名记者感叹：“那架势真有大牌的风范。”

　　开始时，老周还会对记者一遍遍复述自己的拍虎经过，后来媒体越来越多，他不愿再提：“不说了，你自己去网上查。”更绝的是，他开始以一种传统的方式考验记者。电视台要连线采访，老周向记者摆了一道龙门阵，要求记者先回答对一个问题：“皇帝见了要下马，夫子见了要下跪，是哪一个字？”回答不对，免谈。平时牛气烘烘的电视记者，在老周的霸道面前，一点辙都没有，只有老老实实回答的份儿。回答不对，就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求他开示了。

　　虽然周正龙拍摄的老虎照后来被认定有假，但我们还是应感谢他：他让向来居高临下的电视记者，在一个农民面前低下了头，为农民挽回了平等对话的尊严。在“装逼学”上，我们可以将周正龙向记者摆的龙门阵称为“设置障碍”。一件本来轻而易举、随手可办的事，偏要制造种种麻烦折腾你，消磨你原先的锐气与傲气，直到你缴械投降，心软服输。经过这样一个回合，你将对获得的机会战战兢兢，对得到的东西如获至宝，对面前的人物（或机构）心怀敬意。在这一过程中，双方的地位将发生变化，弱者转强，强者更强。

　　被动、等待、矜持，是弱势者手中的一件砝码，是追求平等与尊严的信号。在这种状态下，弱势一方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弥补，“挽回了一点面子”。如果弱势者采取主动，势将形成自己乞求强势者的局面，在谈判中更显得被动。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处于弱势的一方表现得非常矜持，本来自己的需求更强烈，却偏要等对方主动联络或邀请，以此获得对方的尊重。

　　在一次行业研讨会上，一位策划专家与某龙头公司的老总相邻而坐。专家知道对方的身份，也有意与对方建立合作关系，但就是不主动和他搭话。轮到他上台演讲，他将该龙头公司面临的问题大加批评。下台之后，该公司的老总如获至宝，热情地与他交换名片，邀请他抽空到公司指导。有了这样一个情境作铺垫，专家不但获得了生意，而且身价倍增。专家感慨地说，这比他主动联络的效果要好上十倍。

　　章子怡在影坛上大红大紫。章子怡有一个特点，从不主动找导演要戏，对国外的导演也是一样。有一次她对采访她的记者说：“（我）从来没有（找导演要戏），我不喜欢。在美国，他们都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去见那些人。我不在乎见那些人，再大的制片人他不找我拍戏，他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这上面？见了，他们会对你有印象，知道你会讲英文、年轻，就愿意为你做什么？有这种可能性，但不是我工作的方法，所以我跟他们说得很明白，这种事情最好别让我去做。”

　　章子怡的这一风格，让带她出道的导演张艺谋也不得不服。虽然这可能使章子怡失去一些机会，少一些人脉，但也进一步树立了她的头牌花旦的形象。

　　重要的人物总是在别人到齐、万事俱备之后，才最后一个来到现场，接受他人的敬礼和注目，这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谈判。每次开会时，斯大林总是到得最晚，罗斯福和丘吉尔不得不站起来迎接他。有一次，罗、丘两人商定要报复他，故意迟到了15分钟，以为这回该斯大林站起来欢迎他们了。谁知，斯大林比他们到得还要晚。于是他们故意装作没看见斯大林进来。斯大林进门后，却在门边停步，不马上就座，目光威严地逼视罗斯福和丘吉尔。丘吉尔终于沉不住气，站起来向斯大林问好。

　　马云就曾吃过这方面的亏，有一次演讲，马云比预告的时间早到十多分钟，甚至比主持人到得更早。没有人关照他，可怜的马云在讲台上一会儿搓手，一会儿揉脸，一会儿变换坐姿，等着听众陆陆续续地入座。幸亏马云的演说非常生动，他的企业也确实出色，否则听众将很难相信，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男人，就是传说中的商界领袖。

　　使用缄默武器的一般是拥有强势地位的人，他们以缄默表明自己掌控着局面，也让对方在不明就里、不知底细的状态中保持敬畏之心。缄默的背后，意味着“引而不发”，未出手的武器是最厉害的武器。对受众来说，是一种难以逃避的拷问和巨大的压迫，具有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息；而对缄默者来说，缄默让他保留最终的决定权和评判权，即使自己不是这方面的行家，但仍能因此占据一个游刃有余的优势地位。所谓“不怒而威，不言自重”。

　　在商业谈判中，缄默是常常遇到的情境。谈判的一方或者双方都长时间地不说话，如果某方忍耐不住尴尬局面欲率先打破沉默，势必要主动提出让步或协调方案。所以谈判人士中流传一个说法：“谁先开口谁先死。”为避免过多地陷入这种状况，有经验的谈判者会在自己的谈判小组中安排一个沉默者角色。这是一个硬派角色，他在谈判过程中一般不说话，表情认真严肃，尽可能地“玩深沉”。这个角色常常在对方心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谈判进入后期的艰难阶段或陷入僵局的时候，对方会求助于这个沉默者，希望他发表意见。这时，他才出面提出建议，要求双方作出让步，一跃成为谈判中受到双方认可的主角。

　　以声音为业的音乐人大多懂得，有时候无声是比有声更锐利的武器。深圳喜欢古典音乐的听众大概会对一个场面记忆犹新：20世纪90年代中期，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到深圳演出。音乐会进行中，观众席中接二连三地响起BP机的声音。吕思清停止演奏，一言不发，长时间地望着台下。吕思清的沉默比剧场的提示更有效，观众席中的BP机声和人声终于没有再响，吕思清从头拉起。不难想象，吕思清沉默的一两分钟，对那些打开了BP机的听众是多么难熬。如果吕思清开口说话，提醒甚至批评，他们都会好受得多，但吕思清没有。

　　有经验的中小学老师如果被安排到一个风气较差的班级，在第一次上课时，他会站在讲台上长时间向下面凝视，或者在教室里长时间逡巡，不讲一句话。有的老师会将这一手段持续整整一节课的时间。经过这样一次“心理杀威棒”，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会变得安分很多；

　　在政府部门，当权者宣布处分决定或者审问违法嫌疑人时，也非常多地运用缄默手法。一般来说，权力越是密集的部门，运用这一手法越是频繁与老练。比如，组织部官员宣布对干部的撤职或处分决定，公安人员调查有违嫌疑的当事人，都只是寥寥数语，然后凝视对方。当对方反应激烈之时，持续的沉默更显示出他们的权威与淡定。

　　在很多情况下，大发雷霆并不是由于一时的情绪失控，而是有意做给别人看的，是一种有预谋的心理上的策略，或者是对自己习性的有意放纵。敢于运用这一手法的大都是手握权柄的重量级人物，或者是性格上的强硬派。为了达到的目的，大动干戈的行为主体一旦决定出手，力度就会非常强大，而且一意孤行，强硬到底。如果表现出的力量不够强大，在面临风险或反对时又中途自我否定，将会被别人认为是虚张声势，或者是信心不足的表现。

　　动物大声嘶吼，并不表示它想要打架，而是想以此吓退对手。人类的行为绝大部分处于意识之中，并受预期支配，所谓的“酒疯子”也大多如此。虽然不能说所有的发脾气都是装模作样，但至少一部分是有预谋的，是装逼手段的一种。

　　李彦宏也曾和董事会摔过手机——他的这一举动后来被人视为经典。2001年8月，李彦宏提出公司向“竞价排名”的赢利模式转型，董事们都不赞同，认为他的想法是“疯狂、不理智的冒险”。在深圳的视频电话会议上，李彦宏的嗓门越来越大，会议变成了吵架。李彦宏终于爆发了，“啪”的一声将手机重重地朝桌上摔去：“我不做了，大家也都别做了，把公司关闭了拉倒！”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大家惊呆了。几位投资商的态度开始缓和，他们不敢再刺激李彦宏了。最后的结果是投资人妥协，董事会同意公司转型。“你的态度而不是你的论据打动了我们。”外方董事说。据称，后来在讨论百度上市还是卖给别人的问题上，李彦宏又摔了一次手机。后来，百度上市了。

　　“文化大师”余秋雨也经常受到来自传媒与文化名人的激烈攻击。面对这些有来头、有分量的论敌，大师也是不看在眼里的，因为他的手里握有重型武器，轻易不肯出手。他说：“我的学生遍及全国各省，其中有不少确实也已担任省部级的主要文化官员很长时间。那么多年过去，师生关系还在隐隐约约地起作用，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会不听我的话，违背我的意愿……近十年来我受到几个奇怪文人的诽谤，有不少传媒卷入，我的那么多笔力千钧的学生从一开始就气得嗷嗷叫了。他们如果出手，嬉笑怒骂十八般武艺都操纵自如，谁也不会有招架之力。但我一声令下：‘不准与精神病患者厮磨’，他们也就全都扭转脸一声不吭了。”

　　这种满不在乎的架势，相当于一个大人面对小孩的哭闹纠缠，懒得搭理——当然也不是完全不搭理，还是要通过一定的语言或表情，将自己“懒得搭理”的姿态显示出来。否则，何以显出自己的高人一等？对方还可能以为你自知理亏，不敢应战呢。

　　骂人无数的王朔有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余秋雨大加挞伐：“就余秋雨这个名士派头讨厌，太讨厌了，真得骂他一个傻×。你就是去蒙中学生去吧，也就一个百家讲坛的水平，穷酸气。余秋雨在文学界真的不入流，写点游记，那叫作家吗？一个小说没写过，你配称作家吗？”对这种刻薄的攻击，大师不仅不恼，而且软语温存，反过来对对方赞扬有加：“王朔写过一些很不错的小说，与那些只会骂人却没有任何作品的人不同。很多年前，上海设立中长篇小说奖，我是设立这个奖的倡议者，又是评委，极力推荐他的《我是你爸爸》得奖，当时有一些专家不同意，认为他只是一个不成熟的青年作者，不是作家。……由于我的坚持，他终于得了三等奖。我还是颁奖者之一，与他握了手。”大师的回应颇有“长者风度”，居高临下，又话里有话：既含蓄地夸奖王朔比“只会骂人的人”强，更提醒他自己曾是提携过他的人。大师的涵养、风度与资历由此可见一斑。两位名家对垒，余秋雨完胜一局。

　　另一位美术大师陈丹青也曾受到一些人指名道姓的批评。他的回答，和余秋雨有异曲同工之妙，堪称经典：

　　某次《东方艺术》杂志登出一篇文章《我不喜欢陈丹青》，作者列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他现在所画的画，语言过于直白，观念过分简单；第二，写生活琐记，作怀旧文章，不温不火地挠痒痒，是流于表面的玩味；第三是他在接人待物方面所表现出的那种左右逢源的乖巧。后来有记者访谈，询问陈丹青对此文的看法。陈丹青回答：“这篇文章我读过，附有作者的照片，一个小伙子，相貌蛮好看。我没有意见，希望他是对的。常有年轻人表达对我的不屑与愤怒，我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团队，并写文章肯定他们，立刻有年轻人痛斥，说我之尤、被招安——我瞧着这些批评，就像看见我年轻时。”

　　看，大师就是大师！不针对批评者的主要观点作出回应，而是夸批评者相貌好看，还说从他们的痛斥中看到了自己年轻之时。一番话下来，过来人与画坛大佬的包容、自信与定力溢于言表。

　　大导演陈凯歌被一块“馒头”噎住，就是一则著名的公案。2005年底，一个叫胡戈的年轻人针对陈凯歌执导的新片《无极》，制作了一部搞笑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短片在网络上发布后，观者如潮，各种评论纷至沓来。很多人都认为，陈凯歌不会与胡戈较真。连胡戈本人也说：“陈凯歌是有名的大导演，不会跟我一个无名小辈计较。”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陈凯歌为此大动肝火。2006年2月11日，他在柏林机场接受采访时愤怒地表示：“我们已经起诉他了，我们一定要起诉，而且就这一问题要解决到底。”说完这句还觉得意犹未尽，又恨恨地抛下了一句话：“人不能到这种地步！”一时间舆论哗然，陈凯歌的这句话登上了国内各个娱乐媒体的头条。

　　尽管人们对网络“恶搞”有不同的看法，但听到陈凯歌声色俱厉的呵斥与威胁，人们几乎是一边倒地站在了“弱者”胡戈一边。网友纷纷发言支持，多位律师主动请缨愿意代打官司。有评论指出，陈大导演的气急败坏，暴露了他底气的不足、修养的不足：“如果连一个后辈小子的玩笑都承受不起，这‘中国第五代最有才情导演’的名头岂非浪得？”随着舆论声浪越来越热，陈导意识到这样下去对自己不利，最终息事宁人，不了了之。

　　真正有实力的装逼者一般不愿意招摇，他们会摆出一副不在意、无所谓的姿态，甚至有意地进行遮掩。即使知情者提起来，他也会用轻描淡写、漫不经心的口气回答。这种满不在乎，其实是效果最好的装逼手段，它给人的感觉最可信——无意中看到的东西显得更真实，印象更深刻——对这些东西毫不在乎，说明已经拥有很多了。

　　好莱坞影星凯瑟琳·赫本曾把一座奥斯卡金像奖的小金人，放在家中卫生间的门脚用作挡门之物。这一景象，让到过她家的美国名流钦慕不已，传为美谈。奥斯卡金像奖是所有明星都梦寐以求的，但她却表现出一副根本不放在眼里的架势，因为她曾获得了4次奥斯卡奖，另外有12次被提名，她有这样的资本。这种满不在乎的炫耀作风，比将小金人放在客厅中央更能让人印象深刻。它强烈地提醒目击者，它的拥有者是一位获得了4次奥斯卡奖的演员。

　　美国发现频道的撰稿人理查德·康尼夫认为，这其实是凯瑟琳·赫本变相的炫耀。如果真不把奥斯卡小金人当一回事，就应该把它收到顶楼储藏室里去，而不是放在每位客人都可能进入的房间里（爱因斯坦就曾把他获得的诺贝尔奖奖状、各种荣誉博士证书，一起乱七八糟地放在一个箱子里，看也不看一眼）。

　　《格调》一书的作者保罗·福塞尔说：“有钱并不必然使你的社会地位提高，因为这世界上总是有人不在乎你的钱财。但有生活格调和品位却必然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和欣赏，因而提高了你的社会等级。”

　　品位是在财富、权力、知识等强势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资本。有品位意味着高雅、文明、有档次、有修养。对品位的重视，是一个社会、阶层长期生活优裕的产物。金钱、权力、名声可以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但品位却需要长时间的熏陶与培养。因此，有品位的人可以满脸不屑地对那些有钱人说：“他不过是一个暴发户！”“哼，土老财！”

　　品位的傲人之处还在于它的隐秘性。财富、权力、名声这些“显贵”都有一些明确的外在标志——财富的标志是货币的数额，权力的标志是官阶，名声的标志是各种排行，容易被大众发现并追逐。但品位没有一个外在的、显而易见的标准，它只在一个相对封闭的阶层、圈子内部酝酿与流传，而且不断花样翻新，一旦被大众掌握之后，它就会变幻出新的形式，永无止境。一个“没品位”的人如果无人指引、不得其门，即使想努力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使劲。从某种程度上说，品位是身份地位的最后符号，鉴别效力更高。

　　天涯网社区曾爆发过一次有关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大论战，成千上万的网友参与争论。论战的焦点除了财富的攀比之外，更主要是所谓品位。争论的“始作俑者”是一位自称“高贵的上海人”的网友易烨卿，她说自己的家人几乎每2～3天就要坐一次飞机，从欧洲的俄罗斯到美国的三藩，一个月的机票钱都要好几万美元。虽然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她仍坚决表示瞧不起农民工。

　　批驳她的是另一位自称来自真正“上流社会”、网名叫“北纬67度3分”（下面简称“北纬”）的网友。北纬的策略是证明易烨卿不是真正的“上流社会”人士，没有资格代表“上流社会”瞧不起农民工。北纬说：“我们坐飞机从来不买票的，因为是私人飞机”，“贵族”是不说“三藩”的，只叫圣弗朗西斯克，并且他们从不去那里，“也不去莫斯科，自从沙皇死了之后莫斯科就没有贵族了”。他们的选择是到阿拉斯加钓鲑鱼，或者到中非草原打猎。

　　易烨卿说，自己在除夕夜里喝的红酒一两千元一瓶。北纬教导易烨卿：“上流社会只喝香槟和少数几种法国红葡萄酒，此外我们只喝苏打水或矿泉水。”

　　易烨卿提到自己爱在家里煮咖啡或到上海的五星级宾馆——花园饭店喝咖啡。北纬说：“易小姐居然说喝咖啡！天哪！我们上流社会是根本不会喝咖啡的。我们只喝茶！”

　　关于衣服，易烨卿最喜欢宝姿。北纬以自己的妹妹为例，教育易烨卿上流社会是怎么穿戴的：“她们的衣服是没有牌子的，因为是在巴黎皇后区的几家专门的店里定做的”，并且这种店只接待特定客户。

　　易烨卿说家里的车是Lexus的轿车，但她本人更喜欢TOYOTA的大霸王。北纬的标准答案则是：BMW或BENZ之类是暴发户开的，“我们开雪佛兰，白色的”。

　　一番论战下来，易烨卿完全处于劣势。在北纬的论战中，真正上流社会的标志，除了显赫的出身与高档的消费外，还有不能等同于财富的所谓品位。

　　在社会通行的规则与惯例面前，装逼者总是会在某些时候、某个地方越一下位，出一下格。似乎不这样，就难以显示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在他们的眼中，这些规则和惯例主要是用来约束大众的，自己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修订者，当然可以例外。

　　1917年，辜鸿铭被蔡元培请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此时大清的辫子已剪除多年，但辜氏仍然在脑后拖着一根灰白相间的细小辫子，戴着瓜皮帽，穿着长袍，成为校园一景。他还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同样是清朝遗老打扮的人力车夫，每天拉着他去北大讲西方文学。据说他第一次上课，一进课堂，学生就哄堂大笑。辜鸿铭不动声色，走上讲台，慢吞吞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马上剪掉，然而，诸位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容易剪掉的啦。”一语既出，四座哑然。

　　直到1928年去世，辜鸿铭一直拖着辫子、穿着马褂走街串巷，引得各色人等议论纷纷。可他如秋风过耳，若无其事。恨之者视他为顽固腐儒，爱之者称他为爱国志士。据北京大学毕业的震瀛等人回忆，辜鸿铭在北大执教时，“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

　　品头论足的装逼行为背后的潜台词是：这事我说了算。这种技法古已有之，以曹煮酒论英雄为代表。

　　可以是批评：批评是刺激性最强的品头论足方式，强烈地彰显出评论者高人一筹的江湖地位。没有雄厚的资历和十足的底气，一般人是不敢公开批评他人的。

　　可以是赞扬：无论是从性格、品德上，还是从能力、业绩方面，公开、细致地称赞他人，都有意无意地显示了自己的主导地位。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以崇拜、敬仰的口吻，而且言语简短。

　　除了批评和赞扬，对他人给予关爱式的指点、提出建议或希望，也体现着行为人的特殊身份。只有身居高位的权威、地位更优越的家长，才有资格给他人以这样那样的保护，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

　　郭德纲走红之后，相声界大腕纷纷发表看法。姜昆“谨慎”地表示：“希望今后他的相声段子一定避免庸俗化，节目通俗而不庸俗是相声安身立命的根本。”他还说：“郭德纲充其量是一个相声演员，他愿意传承相声艺术、以低票价为观众演出，我非常提倡，也希望给予他更多的爱护。但有人把他弄成‘揭老底战斗队’，我不高兴；又有人把他捧成‘新的侯宝林’，我也不赞同。”

　　如果是一个普通观众说这些话，郭德纲会满心欢喜，这表明观众心里有他啊，意见听不听是另一回事。不过话搁在姜昆前辈口里出来，郭德纲想不仔细听都难。人家指出你的问题，提出期望，说明人家握有话语权，是规则的制定者；人家关心你，爱护你，说明人家的地位还在你之上，你还是受关心、受爱护的对象。

　　像各种大赛的评委一样，对处于同一行业、职业、单位的人进行对比并排出座次，是一种更引人注目的品头论足方式，显示出评论者对全局的把握能力。

　　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也时不时来一次煮酒论英雄，对内地他欣赏的经济学人进行一番品评。被他圈点的主要是北京大学的学者：

　　“在理论题材方面，张维迎和我比较接近，他的师父是拿了诺贝尔经济奖的，张维迎有天分”；

　　“林毅夫的师父提拔过我，他师父的师父也提拔过我，所以，我跟他的渊源很深，相交多年”。

　　对经济学家来说，能得到张五常的点评还是一种荣幸，因为其他人他根本懒得置评。一番点评下来，张五常作为学界师长和前辈的身份恍然若现。

　　显然，没有“逼”是不行的，那样装逼行为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人们长年累月费尽心机以获得作为装逼筹码的各种稀缺资源。这些资源不仅用来供自己使用的，也是用来向他人展示与炫耀的，并以此作为进一步提高身价的基础。我们把这种获得稀缺资源、为装逼创造筹码的行为，称为“攒逼”。

　　“攒逼”耗费了一个人大部分的精力。但光有了“逼”不行，还需要用心地将它装出来。你不装，别人就很可能不知道（或者装作不知道），就无法对你的身份作出相应的评价与判断，你的价值就无法转变成价值。

　　与“攒逼”相比，装逼是一种短期性、机动性的策略，但对一个人身份的确立同样重要。

　　成功者大都是装逼的行家。他们的装逼艺术有如行云流水，恰到好处而又不露痕迹。装逼者轻松自在，旁观者者心悦诚服。从这些精于世故的赢家身上，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素质和通行的规则：他们信心良好、定力十足，似乎上天规定了他们是强者；他们对自己当前的价值有着近乎本能的判断，知道该装到什么程度，何时对何人装出一副什么面孔；在大量的实践中，他们将各种装逼手段、技巧掌握得娴熟自如。人们在不知不觉甚至满心欢愉之中，向他们缴械投降。

　　看上去，装逼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一个人性格的外化。但作为一门经验的艺术，或许经过长时间的耳濡目染和细心揣摩，拙笨者也能叩开其门。

　　在这条装逼之路上，诱惑很大，风险也很大。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装逼之路必然充满着惊险与刺激。装逼路远，吾辈共勉。